因为以顾客满意度、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问责承载了人民希冀政府能够解决(至少是缓和)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安全方面的各种复杂难题的美好愿景，因此，面对这种带有诸多不确定性、而且主观色彩比较浓厚的问责机制，我们又如何将组织绩效方面的不足(或失败)单纯地归结为是某位官员的个人责任？ 事实上，关于绩效问责中的责任分担问题，美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阐释：美国著名管理学专家Deming教授提出了著名的85-15规则，并认为政府绩效的失败85%是由于具体执法人员所在的组织自身的不足所导致，而仅仅有15%是由具体执法人员自身原因所引起，随后，Deming教授又将由组织自身不足所引发的比率从85%修正为接近94%。

然而，作为一种舶来品，人权话语从理念到制度尽是对西方的亦步亦趋，从而遮蔽了自我意义上的探索。正是由于方法论的混淆和对于实在法权利来源问题的忽视，引发了诸多对于成文宪法所规定的权利的误解。

概言之，只有共同体成员给其所给，才能得其所得。在这个环节上，宪法权利运行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宪法权利规范体系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一定社会的宪法秩序。不过，自然法的复兴为民众的诸多新型诉求提供了话语支持，但社会资源显然无法满足那些过分而众多的愿望，由此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众诉求与宪法修改的紧张关系，进而影响到民众对宪法的认同度。不同的宪法权利彰显不同的宪法价值，宪法价值存在其适用范围。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形态，一国宪法所承载的价值体系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不断传承中得以沉淀和升华。

这种认识与传统法学理论对于义务的认知有关。发达国家的最低限度肯定要高于落后国家的最低限度，不过，那些诸如生命权等彰显人的自然属性的权利，毫无疑问地是在各国都一致的最低限度人权。围绕阶级斗争条款的争议均与该条款的规范目的有关，事实上，不理解该条款的规范目的，也就必然对其社会功能持否定意见。

但这里也存在着微妙差异：单从阶级斗争条款这个规定看，我们无法确定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27]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此外，阶级斗争条款受到法治国家原则的制约。[5]的确，宪法不能有效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宪法本身的规范性则是影响宪法实施的因素之一。

（一）一个已经死亡的条款 宪法死亡条款一语出自著名的宪法学者蔡定剑教授。[24] 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然而，该条款遭受冷遇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对其缺少观点。就此而言，法教义学不仅在工作前提上，而且可以在分析的基础上安然地将之视为我国宪法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阶级斗争条款既是一个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条款，也是一个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条款。对于一个宪法学者来说，断然宣称实在宪法的某个规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令人信服的法学意义上的论证。

于此可见，公民身份的平等性与其社会地位的可互换性为政治斗争（包括如本文所论涉的阶级斗争）设定了一个真正文明的宪政框架。这段反映了1982年宪法仍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带着‘文化大革命后阶级斗争的某些痕迹，由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原因，几次修改宪法很少有人要修改这些内容。遗憾的是，翟小波将其作为普遍的真理予以颂扬了。由第二款款第一句可知，本条第一款关于国体的规定应属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因而是我国的根本制度。

阶级斗争条款包含三个重要的概念：人民、社会主义制度、敌人。就前者而言，这是任何性质的国家的刑法所共同保障的法益,[28] 而后者则不同，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才将其规定为必须予以保护的对象。

[9]虽然许崇德教授没有直接论及阶级斗争条款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他认肯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在整个宪法中的核心地位，[10] 也就必然无法忽视阶级斗争条款在宪法中的地位，因为体系化思考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反映了立法者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判断，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的社会哲学思想。

如上文所述，阶级斗争条款所保障的是作为制宪者之根本政治决断的社会主义制度。[23] 以上这些类型只是学理上的划分，它们之间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在更多的情况下，多种保障模式是共同发挥作用的。就连政治宪法学之始作俑者施密特亦不得不承认：一旦基本权利被取消了，宪法本身也就遭到侵犯。阶级斗争条款所保障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只有在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些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够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从世界范围内看，各国的宪法保障模式主要有三种：司法机关保障模式、立法机关保障模式与专门机关保障模式。

参见孙笑侠：《法学的本相——兼论法科教育转型》，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当宪法序言是宪法的核心或灵魂之论断呈现于世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尤其是当近代宪法以来，将基本人权的保障视为宪法之核心价值诉求的观念被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时，我国宪法序言中所蕴含的价值诉求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最根本性的或最高级的？以包括阶级斗争条款在内的诸多规定与宪法上的价值原理之间存在怎样的意义关联？这些问题均需以法的解释与体系化为其工作内容的法教义学提供答案。

而第二款第二句则是一个禁止性法律规定，它与阶级斗争条款在内涵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凡是满足这个条件的宪法规定才是可以实施的，而宪法必须是可以实施的。

秉承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从规范内涵、规范目的、宪法界限以及效力表现形式等方面对该条款进行一种体系化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确切地把握其在我国宪法规范体系内所承载的真正意涵。在充分地人肯老一辈宪法学家为我国宪法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并没有改变如下事实：宪法学作为一门法学科的学科独立品格尚未真正具形。

彭真的解释代表了当时官方的解释，表达了立法者的原意。尤其是在我国当下司法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制度尚未形具的情况下，对以其他方式实施宪法的制度与实践视而不见，无疑也是极为不妥的。我国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了国家根本任务，其内容可以精简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将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为宗旨的阶级斗争条款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的论点是很不充分的。

1982年宪法在章节排序上的调整以及2004年修宪新增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均凸显基本权利保障原则在宪法中的重要地位。其二是特定性质的国家政权和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

然而这只是一个极为宽泛和笼统的义务性规定，对于不同的法律主体，这个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尚需深入的探究和界说。就构成本段的两个语句之间的关系看，虽然本段第一句是一个事实性陈述语句，其中不包含什么规范，但其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它为本段的规范性陈述语句设定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即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人民反对剥削阶级、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斗争，而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

他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民主正在不断加强和完善。上述前者以西方国家的宪法与宪政模式为样板，对我国宪法部分内容进行否定性的解释。

宪法对具有前宪法性质的基本权利的认可与保障所彰显的意义是，每个人，不管其政治选择与政治见解如何，只要他被视为人，均应该享有有尊严地活着所必要的一切基本权利。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阶级斗争条款的立法原意已经与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发生的社会变迁的现实之间产生不相适应的情况，因而主张对该条款进行限缩解释，如此不仅可以缓解其与立宪主义的紧张关系，而且可使我国宪法文本在整体上更具有涵括性和适应性。因此，由上文彭真对阶级斗争条款的解释可知，该解释涵盖除政治之外的经济领域，在现时代条件下，容易导致对该条款的宽泛化理解，从而模糊了该条款应该具有的宪法意涵，加剧该条款与基本人权条款之间的紧张关系。立法机关保障模式源于英国，越南、古巴等国属于这一类型。

[14]见前注[2]，蔡定剑书，第147页。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

[9] 参见吴家麟：《吴家麟自选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宪法修改的界限。

其存在的理由并不在于对官方的观点简单复制，也不在于与官方观点当然的对立。目下，关于宪法保障模式的讨论主要围绕基本权利的保障而展开，从实现立宪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的角度看，此种学术研究取向无可厚非，然而，亦须注意，基本权利并非宪法意欲追求的唯一价值目标，它往往是在与其他价值目标的比较与衡量中具体呈现其保障形态。